那么，你是如何对待法律条文的呢？

我想从三个层次与你进行探讨。

现实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动辄批判法条存在缺陷，需要如何修改。

姑且不论法条是否存有缺陷，作为法条的使用者，万不可将修改法律挂在嘴边。

举例来说，法官的最高的职业操守应是依法裁判，维护稳定的法秩序，而不是高呼正义却罔顾法条。

法律人对待法条应像基督徒对待《圣经》那样虔诚。

尊重、重视法条要求法律人在分析法律问题时养成寻求法律依据的习惯：比如，面对故意杀人案件，我们不应想着“杀人偿命”，而应想到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条文规定；面对借款纠纷，我们不应想着“欠债还钱”，而应思考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

对于正义有共性的理解，但又免不了见仁见智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很难就正义给出一个绝对明确、清晰的标准。

遵循法律判案，就实现了正义，就实现了法治。我们似乎很难接受没有实质正义内涵的形式法治，但殊不知，没有形式法治，还奢谈什么实质法治？

在当今天国民缺乏规则意识，民众以追求突破法律的特权为荣耀，执法者热衷于选择性执法，此时，我们更应当强调对法律的尊重与重视。

很多人指责法条存在缺陷，不可否认有些法条存在一些缺陷，但有些情形是用法者没有真正搞懂法条的本义。

作为法律人应理解法律的立法本义，法条之间的内在逻辑架构。只有真正地理解法律，才能用好法律，也就是我们需要花费更多地时间去认识法条。

法条是用文字记述的，小学生也会认得，但小学生能读懂法条中的内涵吗？显然不能。

而法学教授可以就某一个法条洋洋洒洒地讲上一天。所以，法条绝不是简单的几个字，文字背后的内涵需要我们认真理解。

很多人一提到法学，就会想到不就是背背嘛！笔者并不这样认为，笔者认为理解基础上的背诵更重要，如果你能窥探到法条背后的法理，不仅有助于记忆，更会有种恍然大悟之感，那种感觉好极了。

笔者再举一例说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销售不知道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并且能够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销售，但免除罚款的处罚。

行政部门有权责令停止销售说明该销售行为违法，但却不能处罚，专利权人也无权要求赔偿，原因就在于销售假冒专利产品已经侵犯了专利权人的知识产权，应该停止侵权。

但专利权人无权请求赔偿是因为此时专利权人行使的是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种侵权之债，而一般侵权是要求侵权人有过错的，销售者不知道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并能够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说明销售没有过错，所以不用赔偿。因而，面对法条不只是背诵、记忆，理解是最重要的。

此处的解释，是指办理具体案件中运用法条时对具体条文的解释。尊重法条并运用法条，但更重要的是把法条用对，遵循立法目的和实现法条的价值。

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作为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唯有如此才能得出一个妥当的结论。

举例说，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方可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解释规定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可以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

我们不妨看一看以下两种情形：甲销售了4.9万元的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有货值为14.9万元的伪劣产品；乙有尚未销售的15万元的伪劣产品，没有任何销售情形。

如果不加任何解释，有观点会推出甲不构成犯罪，乙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但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结果并不公平，因为甲的实际社会危害性更大。其实，之所以得出不公平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没能很好地解释法条，对于甲销售了4.9万元伪劣产品的行为，应当解释为尚未销售的货值里面。这样再去评价甲的行为，完全能追究甲的刑责的。

对法条解释的禁忌，一是不可超出法条用语的内涵，比如有人对强奸罪只保护女性的性自主权表示异议，男性的这种权利也应得到保护，但绝对不能把刑法二百三十六条中的妇女解释为包含男性；二是对法条的解释不应背离立法目的。

另外，法学前辈翟光绪主任曾提及法律人应培养法感，法感可以弥补对法条的不足。

笔者赞同法感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解决具体案件尤其是疑难复杂案件的重要性。但是，法感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没有三、五年对大量实务案例的精心研究，没有浓厚的对正义的追求，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法感的。而对法条的认真研读可以弥补法感的不足。